在上海世乒賽中，梅茲可謂最大的一匹“黑馬”，其實單以實力而論，他早已躋身一流，之所以被球迷視為黑馬，是因為他連勝王皓和郝帥，而且過程頗具戲劇性。梅茲的放高球，在一般人看來只是迫不得已的被動防守，在他手中卻化腐朽為神奇，放死了王皓五個，放死了郝帥七個，可以說這十二分是梅茲連過兩關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　　放高球是一種防守技術，但即使是防守型打法也不會把它作為主打技術，因為沒有幾個人愿意把自己置于這種被動境地。但它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，因為形成高球時，進攻方的心態往往是勢在必得，所以一旦打丟了，挫折感非常強烈．而防守方則會因絕處逢生而士氣大漲，放高球的得失分甚至會成為比賽的轉折點。
　　放高球由來已久，但在乒乓球運動的早期，限于器材原因難以制造強烈的旋轉，所以高球大多高而不轉，進攻方容易掌控。比較著名的例子是第26屆世乒賽男團決賽徐寅生殺星野的十二大板，這個經典戰例說明，由于當時的高球旋轉不強，進攻方有較寬松的環境在落點上調動對手，可以說，那時放高球是一種九死一生的游戲。在徐寅生之后，也有謝賽克殺齋藤清十六大板、曹燕華十五板放死梁英子等紀錄，但對于強調進攻的乒乓球來說，這些紀錄的意義不是太大，正如徐寅生戲言：“本人本事不大，打不死人家，所以才用了十二板。”
　　隨著海綿膠皮拍的大行其道，尤其是歐洲兩面弧圈球的完善，放高球在上個世紀七、八十年代進入了它的“黃金時期”，因為反膠海綿拍可以制造強烈的上旋，又高又轉的高球威力大增。彼時，歐洲選手精于此道者不在少數，尤以法國人塞克雷坦為最，這位老兄人稱“打不死的球怪”，運動生涯綿延至四十余歲，天性幽默，喜好臨場發揮，中國選手里謝賽克是他的克星，常利用前三板逼老塞退臺，然后用速度幾板就處理死他，讓老塞放高球的絕活打不出來，氣得老塞哇哇怪叫。其后，瑞典人阿佩依倫亦長于放高球，隊友瓦爾德內爾和佩爾森也耳濡目染，在當時的國際大賽上，瑞典人在中近臺打不開局面時，時常撤到遠臺大放特放，由于這種高球對方不容易充分發力攻，防守方往往能得到不錯的反攻機會，可以說在被動中隱藏著主動，因而成為當時一種有效的戰術手段。在1998年曼谷亞運會上，金擇洙也正是充分利用放高球“反撲取勢”，在團體和單打中兩勝劉國梁，這是迄今為止老金最值得炫耀的成績。
　　進入九十年代，歐洲乒壇興起了一股“不講理”打法的潮流．其特點是站位近中臺、全臺搶攻、擊球早，常令對手喪失反應能力，也使放高球的施展空間被大為壓縮，幾無用武之地。“不講理”的代表人物蓋亭對放高球不屑一顧，甚至嘲笑阿佩依倫的高吊弧圈球是“兩面放高球”。
　　進入大球時代，由于球速減慢，撤到中遠臺的防守方可以有相對充裕的時間來制造旋轉、控制落點，從而使放高球技術有所復蘇。在眼下的歐洲選手中，除了梅茲，薩姆索諾夫、普里莫拉茨等實力派都是此道高手，塞弗也頗好此道，而中國隊也出了像馬林這樣防守比較黏乎的選手，這使放高球技術重新回到了舞臺中央。
　　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提起放高球，就必須談到殺高球。傳統的殺高球分為快殺和慢殺兩種，快殺是指來球落臺后甫一反彈的上升期即開始進攻，慢殺則是指待球適當回落后才進攻，快殺速度快，慢殺力量大，但是隨著來球旋轉的逐漸增強，快殺的失誤率非常高，在職業選手的對抗中已少有應用。慢殺需要發力比較集中，同時要使擊球動作找到一個高度上的平衡點。所以，殺高球的標志性動作是“單腿蹦”，即以一條腿作為支撐點，另一條腿屈起，以保證跳起后力量更好地集中在執拍手上，這一動作難度較大，業余選手很難駕馭自如。
　　殺高球，最講究的是節奏變化，也就是如何打亂對方的防守節奏，這通常可以用兩種方式來實現：第一是落點的變化，以壓住對方反手為主，迫使其向反手位移動，然后再伺機進攻正手位，當對手被調動到正手位以后，再殺回其中路或反手位，令對方在橫向距離間來回跑動；第二是力量的變化，這其中也包括速度的變化，當進攻方以同等的力量殺高球時，防守方最容易適應也容易借力(俗稱“對點”)，比較聰明的辦法是輕重結合，改變球的飛行速度，使對方在縱向距離間來回跑動。進攻方落點與力量的變化相結合，令放高球者在橫向與縱向間往來奔波，其陣腳自然大亂。另外，手感好的選手還可以通過“吸”短的方式擾亂對手，劉國梁、馬林這一手玩得很瀟灑，當然，這是建立在迫使對手高球質量下降。特別是落點近網的前提下。
　　放高球的成敗還與比賽環境密切相關。在小館里比賽，運動員的空間感相對逼仄，進攻方感覺容易發力，而防守方則覺得四面受敵；大館則全然不同，空間一開闊，進攻方常常覺得來球又高又飄，加之場館上空的燈光比較刺眼，心理上容易產生對高球的畏難情緒，而防守方則有一種“廣闊天地，大有作為”的快感。這就像我們業余選手常遇到的一類情況，在小的乒乓球室里打球，覺得擊球力量挺大，可到了體育館里常常覺得使不上勁，打不死人家。這也算是一種“環境決定論”吧。